引言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专门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我们需要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典型特征的人均国民收入持续提高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过程，其本质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核心是通过技术革命和生产组织方式革命大幅提高总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工业化几乎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同义词。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200多年来，凡是生产率快速提高以及生活水平大幅改善的现代化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现代化这一过程的。

现代化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转型发展、社会经济达到世界先进和前沿水平的一个过程。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而社会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革。从现代化历史来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发动机，对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而言，是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从现代化理论看，可以认为工业化就是经济现代化。这意味着现代化的实质就是由工业化驱动的现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因此，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开启并推动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近代以来，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成为众多仁人志士的伟大梦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可以说是近代工业化开端的标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致力于领导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经过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创造了世界奇迹，形成了充满新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全国人民对中国式现代化更加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2002年，党的十六大认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首次提出我国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基本内涵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意味着新型工业化是相对于传统工业化道路而言的，是更加强调与信息化融合、提高科技含量和经济效率、保护资源环境和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的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一直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内涵也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逐步丰富。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党的十八大明确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把握世界现代化的规律和我国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就新型工业化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重要论述，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强调“一个国家一定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要求“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这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工业化的规律性认识，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新内涵新特征。从国际环境看，推进新型工业化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世界大国围绕着制造业布局的竞争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博弈日益加剧，工业化的全球格局和技术内涵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需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站在国际竞争制高点，增强发展的主动性。从国内条件看，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传统意义的工业化，工业化进程整体上已经步入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冲刺的关键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也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型工业化进程需要围绕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入推进。具体可以从新型工业化动力、过程和目标来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新特征。

从新型工业化动力看，新型工业化之“新”体现为数字技术和绿色低碳技术主导的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要求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新型工业化“新动力”的关键在于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再造产业基础，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开放的创新生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主动权。

从新型工业化过程看，新型工业化之“新”体现为从高速度工业化过程转向高质量工业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低成本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进程还不协调，突出表现为工业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在对国际循环过度依赖、内需开拓不足、区域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产业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依然显著、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业现代化还相对滞后等各个方面。这要求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从高速度工业化转向高质量工业化，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新型工业化目标看，新型工业化之“新”体现为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为此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这意味着推进新型工业化要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础条件、以和平发展为前提要求，推动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使世界18%的人口实现共同富裕。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之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体而言，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我国建设成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具有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这既是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也是在百年未有大变局下掌握发展主导权所要求的。工业化体系既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资源供给保障体系、现代教育研究服务体系，也包括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业化体系完整性是指各类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产品品种丰富完备、零部件配套能力强、各类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强的基本特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致力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我国目前是世界上制造业体系最为完备、规模最大的国家。我国所拥有的由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构成的工业体系，已经涵盖了联合国工业分类目录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30%。

工业规模大、体系完备和配套能力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集聚经济和范围经济，是我国工业化体系具有的巨大优势，这个优势保证了我国能够有效应对新冠疫情的供给冲击，彰显了我国的经济韧性。建设具有完整性的工业化体系，并不意味着工业化体系是封闭的，并不影响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需要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建设工业化体系，需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建设具有完整性的工业化体系。

但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组，以及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我国工业化体系的完备性优势正在受到挑战和冲击。一方面，我国一些企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存在着一些产业链外移以及制造业配套能力受损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冲击下，一些传统产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产业高级化，简单通过“一刀切”产业政策将传统产业作为“低端产业”淘汰。再加之我国“脱实向虚”趋势又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制造业生存环境，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工业化体系完备性。因此，要巩固我国工业化体系完整性优势，一是要以国内产业转移替代国际产业转移，遵循国内版“雁阵理论”，积极推进东中西部产业转移；二是通过现代化技术改造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简单将传统产业当成“低端产业”和“落后产业”而简单要求其退出，而是要进一步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三是借鉴日本“母工厂”经验，鼓励企业在国内建设现代核心工厂，将核心制造能力留在国内；四是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尤其是注重产业园区、产业集群建设，不断完善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通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强化各类企业技术经济联系，提高产业协作配套能力，巩固和强化我国产业体系完备性。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传播和应用为前提、动力和标志的。当今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拓展期，全球科技创新空前密集活跃，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绿色低碳技术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的技术版图、经济结构和大国竞争格局。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需要遵循工业化和现代化一般规律，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技术创新高地。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让创新深深扎根于产业发展的土壤中，着力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持续推进科技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的技术先进水平不断提高，2012—2021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快速提升，从1.02万亿元增长至2.80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平均年增长率为12%。同期专利申请数量大规模增加，从2.05百万件快速提升至5.24百万件，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3%。新时代10年，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工业化技术先进性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差距，整体技术水平先进性还有待提高。根据中国工程院2019年的报告，我国26类代表性制造业技术领先5类、技术先进6类、技术差距大10类、技术差距巨大5类，大约60%制造业技术差距还比较大。从创新投入看，虽然这些年研发投入大幅增长，但相比发达国家多年的投入而言，我国累积研发投入规模还严重不足，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也比较低。从研发产出看，三方同族专利被认为是最能反映一国科技实力的专利分类，我国三方同族专利量从2012—2017年的世界第六位上升到2014—2019年的世界第四位，但与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相比，在专利量、技术方向覆盖面和领域内均衡性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还仅属于第三方阵。2020年我国三方同族专利量与专利申请总计的比值只有0.33%，远低于同期的美国（2.16%）、日本（5.75%）和韩国（1.42%）。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对外依存度较高，2020年高端芯片、半导体关键设备材料对外依存度超过90%，几乎全部高档液压件、密封件和发动机要依靠进口。总体上看，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底层技术开发能力仍十分欠缺，绝大多数企业尚处于模仿创新和正向设计能力形成阶段，技术创新的主导模式是基于西方底层技术针对我国市场需求进行二次创新，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创新能力谱系中的独特能力尚未形成。因此，围绕建设先进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培育更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加大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强化高水平自主技术要素供给，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化需求和场景牵引，高质量建设一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和中试、应用验证平台，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等，前瞻谋划类脑科学、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技术。

二是积极探索有效投资机制，适度超前加大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尤其是促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尽快建成布局完整、技术先进、运行高效、支撑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体系。

三是建立完善产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加快实施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大飞机、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电力能源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和现代农机装备等领域，积极推进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努力突破一批带有创新性、标志性的装备。

四是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进产业经济数字化。通过数字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健康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化。要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五是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抓手，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工业化体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要求“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提高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指出“要下大气力推动钢铁、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工业领域低碳工艺革新和数字化转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以能源革命和绿色制造为突破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和以绿色制造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既实现人民物质富足，又实现人民精神富有，这就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厚植人民生活的现代化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又要注意为持续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作出贡献。新型工业化战略要注意与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战略相协同，制造强国战略要与文化强国战略协同，要围绕人民的物质文化整体需求、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追求人类自身发展和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全面抛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路径。新型工业化战略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美丽中国建设相协同，使得人类自身现代化发展与自然环境演化相容。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总的战略安排，2035年要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但总体上看，当前“新四化”之间发展并不平衡不协调。从工业化与信息化关系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待加强，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融合深度需要加强，工业软件、高性能芯片等还严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智能制造能力都有待提升；从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看，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还不充分，城镇化水平总体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产业和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着“时间上不同步”和“空间上无互动”的问题，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还较低，城市群和城市圈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从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看，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还不充分，农业现代化还是制约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短板，农业的机械化、科学化、水利化、电气化、绿色化、信息化、产业化水平都与我国总体现代化阶段不相适应。这意味着，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2035年基本实现“新四化”，必须注意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协同性，一方面要注意制造强国战略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的协同，另一方面要注意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大战略的协调。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大战略，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战略支撑。统筹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关键体现在新型工业化如何与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协同，而其政策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融合发展。只有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融合发展，才能很好地实现战略协同，才能在工业强国基础上实现农业强国建设目标，在工业现代化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在“两横三纵”城镇化格局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而推进城乡、区域和产业之间融合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绿色化技术又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要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依靠信息化、数字化和绿色化技术手段，破除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融合发展的制度藩篱（如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这是统筹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的关键。

统筹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聚焦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也存在一个提高产业体系协调性问题。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构建要素高效配置、产业有机协调的体制机制，进而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区域之间、上下游环节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资金技术劳动力各要素之间的高度协同耦合，形成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高效协同的产业运行状态和发展格局，从而使得现代化产业结构呈现出高级化、合理化演化趋势。当前我国产业体系的协调性方面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科技和产业“两张皮”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市场化对接融合机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实体经济产业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还不够，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明显，呈现出“过早制造业化”和“过快去制造业化”的倾向，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还有待推进，产业融合化水平还有待提高，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程度不够，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有待深化。这要求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形成“科技—产业—金融—教育—人才”高效联动局面，促进“科技—产业—金融—教育”良性循环，推进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产业、传统产业有效协同，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等深度融合，从而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协调性。要进一步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各类产业要素有效流动配置，基于主体功能区定位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完善高新园区、产业园区的功能和布局。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积极推进对外开放，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积极推进自己的现代化化进程，又以自身的现代化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中做出来重要贡献。无论是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面对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作为一个后发大国，我国都充分发挥了经济压舱石的作用。

开放发展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强调工业化体系的完整性，还是保证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安全性，都不能忽视对外开放对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反对保护主义，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以国内大循环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

深化新型工业化的对外开放性，要建设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的工业化体系，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强化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方面的开放，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联通，深化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促进金砖国家数字化、工业化、创新、包容和投资领域的合作。要培育更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促进我国产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在全球竞争中提升自己的产业竞争力。

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产业链的全球化布局以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为基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寻找最优生产方案。由于产业链的全球分布及高效运作，所有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布局的国家都驶入了经济发展快车道。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冠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经济从“快速全球化”进入“慢全球化”阶段，未来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将朝着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方向加速调整和重塑，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演变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巨大挑战，产业安全风险日益上升为重要议题，各国都开始谋求建立独立自主、安全可控的产业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新时代新征程深化新型工业化进程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积极探索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如何有效提升国家产业安全水平、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前提要求。产业安全性在统筹产业发展与产业安全、统筹开放发展与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使各个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实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基本特性。从产业链角度看，产业体系自主可控是指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具备较强的把控力，使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对链条上的各环节、各主体、各要素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行，在特殊时期保障基本安全。需注意的是，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产业链，只有安全水平相对较高的产业链，实现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就是追求一种相对安全的状态。

总体上看，未来我国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受到三种挑战，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导致的极端情况下产业链断供停摆的底线型产业安全风险，二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大国博弈背景下战略性产业发展滞后引发的发展型产业安全风险，三是美欧等发达国家推动全球产业和创新体系“去中国化”导致的开放型产业安全风险。此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资源环境约束问题较为突出，粮食、铁矿石、石油等对外的依赖性比较强。由于我国特殊的饮食习惯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食用油需求远超其他地区，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始终在75%以上。作为钢铁工业的基础原料，铁矿石是对国民经济、国防工业都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近年来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平均在75%左右。原油对外依存度持续高位对国家能源安全带来较大风险挑战，2019年之后，我国原油依存度均在70%以上。

未来提高新型工业化的产业安全性，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卡脖子”薄弱环节，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着重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高端芯片、操作系统、新材料、重大装备的核心技术的率先突破，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有效推进产业链的强链补链稳链，积极开展重点领域产业竞争力调查和产业安全评估，完善产业安全管理体系，尤其是形成建立权责清晰、多部门紧密协作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强化产业安全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发展规划、重大科技专项、反垄断等各项微观经济政策制定实施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要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推进十四亿多全体人民共同迈进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任务十分艰巨复杂。以新型工业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化战略，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既要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这个“条件约束”，又要满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函数”，这就要求在深化工业化的进程中注重把握过程的包容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工业化都是一个追求富裕的发展过程，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要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要使工业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杜绝两极分化。要将实现共同富裕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与新型工业化进程有机结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不能等实现了现代化再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而是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工业化在促成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产生分配效应，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收入不平等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与传统工业化进程中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呈现出收入不平等与工业化推进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数字化、经济全球化和去制造业化的趋势明显，发达国家大多都呈现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在未来的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新型工业化必然呈现数字化、经济全球化和去制造业化趋势，这对我国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现代化提出了更大挑战。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新型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升级转型带来的就业岗位转换必然是大规模的，由此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会比较严峻，这必然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要考虑到过程包容性。

一方面，注意避免现代化进程中“极化效应”，不能一味地单纯从技术转型升级、制造业高级化考虑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技术创新要考虑社会责任，要推进有道德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仅要注重经济效益，还必须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新型工业化应该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的、包容的工业化，在推进制造业高级化、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要注意到这个过程的包容性，使得更多人参与到新型工业化进程。要探索出一种解决方案，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背景下主动利用数字经济消除可能出现的“数字鸿沟”，在创造高质量就业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更加积极地预防和消除城乡之间、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鸿沟，更加主动地推动数字技术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得到更大程度的扩散应用，更加主动地通过政策性的教育培训推动劳动者技能更好地适应数字技术进步，更加主动地将数字经济创造的灵活就业转化为国家支持促进的正规就业，使得数字经济红利尽可能广泛地惠及社会大众。

另一方面，不能信奉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谓的“涓滴效应”，而要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通过分配制度的完善来提高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包容性，使得全体人民都能够分享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成果，从而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