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是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重要基础，是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经济韧性的基础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整体上较为坚韧，但也面临着部分领域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供应链较为脆弱，以及成本上升导致产业链部分环节外迁等压力和挑战，新形势下的产业链竞争分化、安全稳定风险加大。只有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高水平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相结合，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才能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安全底座，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准确把握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内涵与一般规律

（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内涵及主要风险源

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可理解为产业链供应链在遭遇外部冲击或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迁时表现出的安全发展能力、抗冲击能力、自我调整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可控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基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体现，较高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能起到国民经济稳定器和缓冲器的作用。

对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外部冲击的因素既包括由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导致的客观的重大变化，也包括战争、技术封锁、出口管制、断供等主观人为的因素。发展环境重大变迁既包括科技和产业革命等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也包括一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和要素比较优势等内在支撑条件的重大变化。

如果将以上几类因素都归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风险源，不同风险源的作用机制和应对也会有所不同。外部冲击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和强烈，会导致产业链供应链直接被破坏、中断、断裂或停摆。其中，地震、海啸、疫情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可能是局部的，即使产业链部分环节遭到破坏或短期停摆，也可以通过修复、替代等方式重建和恢复，此时考验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组织力和修复能力；人为因素如技术封锁、出口管制、断供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可能是长期、深远的，此时不仅考验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供给能力，更考验本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技术能力，即能否被卡住脖子，关键时刻能否自主可控。发展环境重大变迁，如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和新技术革命，虽然也会带来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甚至冲击，但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影响一般是缓慢和渐进的，可以利用产业链供应链内在的适应性调整机制来过渡，最终形成与新的比较优势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与新技术扩散应用相适配的制度环境。

（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主要因素

1.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产业体系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基石。产业链本质上是产业内部及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联系，演化形成的纵向、横向链条或关联关系，反映了时空布局和分工形态。各行业的主导产品有些也是其他行业重要的中间投入品。产业门类越齐全、产业多样性越强，产业链的关联性、相互支撑能力越强；产业链配套越完备，抵御风险和危机时的韧性和回旋余地越大。

2.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关键。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主要是指本国企业对产业链上游重要资源、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设备及先进技术工艺等具有较强的掌控能力。产业链关键环节若能做到自主可控，即使面临重大外部冲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或在较短时期内恢复冲击影响。

3.以龙头企业为引领，上中下游密切协作、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组织保障。产业链的竞争本质上是产业生态的竞争。围绕龙头企业的供货需求，产业链上中下游能够实现高效顺畅的协作，中小企业亦能针对大企业表现出良好的配套反应能力。这不仅影响和决定了日常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也是面临重大外部冲击情况下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关键。

4.空间布局合理的系列产业集群是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稳定器。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和空间布局形态。产业集群所构筑起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和协同创新优势，大大增强了产业链的安全性、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提升了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竞争力。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生态受到破坏，我国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重启和恢复，并成为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重要力量，除疫情控制较为得力外，与已经形成的产业集群生态优势有很大关系。

5.超大规模市场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是激发产业链供应链活力和韧性的重要拉动力。超大规模市场蕴含着多元化需求的吸纳能力，有利于扩展产业链发展空间，吸引国内外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增强产业链活性，是从需求侧稳固和增强产业链根植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所在。

6.全球化、多元化的供应链合作网络是进一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外部力量。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环境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一定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韧性和安全。所谓“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仅是指国内要有合适的布局和备份，还包括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球多元化的供应链布局来规避或降低局部供应链遭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全球化也意味着对于一些产业链较长、技术复杂度更高的产业，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专业化的分工合作提升效率，并通过全球市场的支撑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因而一个经济体要更好地平衡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和效率最大化，还需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统筹布局谋划。

7.平台化、网络化、灵活高效的现代要素配置方式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重要资源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在微观层面取决于现代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配置效率。工业互联网和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带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变革，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平台依托开放的、全球化的网络平台，高效整合共享生产线、物流、销售、服务等环节资源，对接生产者、供应商和客户，促进供需高效匹配，推动了更加灵活、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创新。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较大冲击，但那些生产制造和供应链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在供需对接、应急保障及复产复工方面的恢复能力更强，受影响程度更小，在应对疫情中表现更为出色。

（一）我国制造业已形成总体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1.我国已建成门类齐全、配套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供给侧为强化产业链韧性提供了基础支撑。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33.5万亿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使中国制造业在应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和回旋能力。目前，我国以纺织服装、家电等为代表的轻工业产业，以稀土为代表的原材料产业，以光伏和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装备产业等已逐渐形成全产业链优势，产业链韧性和竞争能力逐步增强。以纺织服装为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凭借完整的产业链优势，及时实现了口罩、防护服等关键医疗物资的产能调度和应急生产，同时承接大量的全球订单，进一步展现出独特的产业链韧性优势。

2.连接全球、多元化、超大规模的市场空间从需求侧为增加产业链韧性提供了演化动力。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2022年人均GDP约1.27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达4亿多人，未来工业化、城镇化还有较大发展空间，强大的市场规模吸引和成就了1.69亿户市场主体。居民消费升级和产业结构向高端化转型，使产业链持续活跃并向着更有效率、更优结构、更高附加值的方向演进。同时，我国制造业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是12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全球近200个经济体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中间品的占比平均超过20%。随着我国制度型开放日益深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将进一步促进产业链韧性的增强。

3.区域产业集群初具规模，展现出较强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我国拥有各类产业集群上千个，分布在纺织服装、家电、软件、智能手机、医药、新材料等各行业领域。这些产业集群长期以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及上中下游配套协作关系，实现了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共享，在全球竞争特别是疫情等外部冲击面前，展现出系统性、集体效率的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与恢复能力。

总之，由于我国制造业规模、体系优势，以及长期以来深度嵌入全球制造业分工网络形成的地位和影响力，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整体上较为坚韧。在可预见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制造业将继续在全球制造业生产网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仍然面临安全隐患

1.我国作为全球生产和消费大国，初级产品和大宗原材料不可避免地对外依赖程度较高。我国资源富集，但人口众多，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原油、天然气等对外依赖度长期保持在70%以上，铁矿、铜矿、镍矿等长期保持在80%以上，铬矿、钴矿、锂矿等甚至长期保持在90%以上。作为经济大国，特别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部分初级产品高度依赖进口，在全球局部冲突、地缘政治变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因素影响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急需提高重要矿产资源的安全保障能力。

2.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面临的“脱钩断链”打压，凸显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脆弱性。过去几年来，美国对华部分高科技企业、研究机构等实施的实体清单管控措施，对相关企业正常经营发展造成冲击，也对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目前，我国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制造所需的关键设备和关键材料，核心工业软件、高档数控机床的数控系统，关键仪器仪表中的高端产品仍大量依赖国外。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出台对华先进集成电路制造的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大陆14纳米及以下逻辑芯片制造、18纳米及以下动态随机存储芯片制造、128层及以上闪存芯片制造所需先进设备实施管控封锁，再次凸显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的脆弱性。未来围绕高科技领域前沿阵线的竞争，不排除相关高技术封锁、投资限制等可能进一步收紧，需要重新审视我国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加速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3.世纪疫情一度加剧全球关键元器件（零部件）供应紧张，凸显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性矛盾。尽管我国凭借规模和效率优势，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在整机和终端产品出口方面获得全球领先优势，也收获了较为可观的市场份额，但部分行业领域更上游的关键元器件（零部件）、核心软件、关键材料等本土化供给能力仍然不高。这种格局除可能面临地缘政治因素导致的供应链安全稳定威胁外，在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导致的全球性产品供应紧张面前也会遭遇重大挑战。如，我国虽然曾经最早走出疫情阴霾，但因当时欧美地区疫情形势严峻，许多全球重要的零部件和商品供应被迫中断，我国进口发动机、数控机床零部件、重要化学试剂等均受到影响。疫情发生后曾一度出现的全球芯片供应紧张局面，是由全球疫情、需求波动、产业变革等一系列综合性因素造成的。虽然这是一次全球性短缺问题，但由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制造基地、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芯片自给能力不足对我国的影响更为突出。以汽车芯片为例，当前我国汽车产销规模已占全球三分之一，但汽车芯片进口率仍高达90%。展望未来，我国作为始终保持经济开放性的全球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具有制造业门类齐全和产业链配套优势，有条件通过提高产业链关键环节本土化供给能力，实现产业链效率和安全韧性的平衡。

4.工业化后期综合成本上升叠加贸易战加征关税的影响，加大了产业链成本敏感型环节外移风险。如果从行业外向度、产业链长度、成本（关税）敏感度三个维度考察，不同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根植性和韧性存在差异，行业外向度越高（或对美出口占比越高）、产业链越短、成本（关税）敏感度越高的行业，在综合成本上升和贸易战冲击面前越表现出较差的根植性；外向度越低（或国内市场占比较高）、产业链越长、成本（关税）不是特别敏感的细分行业则越表现出较强的根植性。通过研究发现，前者主要有纺织制成品、服装、箱包、制鞋、家具、橡胶轮胎、玻璃制品、计算机和周边设备、结构性金属制品行业等，后者主要有汽车、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等。

近年来，受保护主义、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向着区域化、本土化、并行化演进。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重构的新趋势

1.经济全球化趋势性放缓、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与疫情导致的跨国供应链安全需求叠加，使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加速向区域化、本土化发展。过去三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助推了跨国公司基于成本效率的产业链全球化布局，推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放缓迹象，全球价值链开始一定程度的回缩。麦肯锡研究院发现，2007—2017年间，虽然贸易的绝对值仍在增长，但跨境转移的产出占比已从28.1%降至22.5%。同时，越来越多区域层面贸易投资协定的签署，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贸易投资的区域化属性显著增强。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冲击，对全球一体化、跨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已通过补贴方式支持半导体、医药、汽车零部件等关键产业链回归本土。跨国公司为了兼顾供应链安全，也更倾向于将产能重新布局到接近目标市场，且具有成本优势的区域，并实施近地采购的策略。预计未来，全球产业链将向北美、欧洲、亚洲等若干重点区域的生产和消费中心集中，而以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为重要中心节点的亚洲生产网络仍将是其中的重要一极。

2.保护主义和大国对高科技产业主导权的竞争，正加速高科技产业链由全球化、一体化布局日益走向本土化和并行化。美国重点通过政府强力补贴的方式吸引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回流，强化本土产业竞争优势。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提出促进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战略主张；特朗普执政期间，通过发动对华贸易战、加征关税等手段促进制造业回流；拜登政府在延续原有政策的基础上，通过立法及与生产本地化捆绑的产业补贴措施吸引全球企业在美投资，并积极推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如，《通胀削减法案》对在美国购买北美生产的电动汽车给予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减免，前提是车辆须在美国本土组装，或是在与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组装，且电动车电池原材料占比的40%以上须来自北美。《芯片与科学法案》提出，未来五年将投入约527亿美元的研发制造补贴和240亿美元的企业投资税减免政策，用于激励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芯片巨头在美投资设厂，并要求获补贴企业未来10年不能在华投资先进产能。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欧盟《芯片法案》、日本《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和韩国《打造综合半导体强国》均提出以巨资支持半导体产业本地化的措施。其中，欧盟将动员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在欧洲生产最先进、最节能的半导体，推动欧盟芯片产能由目前占全球的10%发展到2030年的20%；日本计划未来十年将由官方和民间投资约824亿美元支持半导体产业发展，以实现2030年将半导体和数字产业的国内销售额提高至目前的3倍、超过15万亿日元的目标；韩国则计划未来十年内政府和民间共斥资约4500亿美元，2030年之前建成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预计未来围绕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主导权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3.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贸易投资流向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并可能一定程度上加大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走向“半球化”和“集团化”的风险。在相关国家采取针对性科技“脱钩断链”及“友岸外包”产业外交的推动下，全球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呈现被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武器化的倾向。美日印澳“四边对话”机制（QUAD）、“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双边和多边平台可能成为相关国家着力推动“友岸外包”的重要载体。尽管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产业分工规律，且全面推动建立“友岸外包”的产业链供应链并不现实，需付出高昂的代价，但在涉及关键原材料和未来科技主导权的关键产业链布局方面，对相关国家通过立法和强力补贴干预的做法仍需高度关注。

（二）对我国的影响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重构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竞争分化风险加大。过去十年来，受综合成本上升影响，我国纺织服装、电子产品组装等部分出口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成本敏感型环节已出现向东南亚等周边地区转移的情况。2018年美对华贸易战与近年来疫情导致的跨国公司供应链安全调整需求叠加，使我国工业制成品全球出口份额普遍居高的格局面临压力，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竞争、调整和分化风险加大。但从另一层面看，如果能够抓住新一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机遇，将本国产业链升级与主动优化拓展全球产业链布局相结合，主动提升在亚洲区域生产体系中的影响力，争取在国际产业链重构中的有利地位，则完全有可能化解因贸易环境恶化带来的供应链风险，将危机转化为产业链布局重塑的机遇。高科技领域局部“脱钩断链”的风险亦是如此，从短期看可能会遏制我国个别产业快速升级的步伐，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获益水平；但从长期看，将加速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和关键环节国产化替代的进程，使得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加坚实、稳固。当然，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安全可控能力并不排斥开放发展与国际合作，而是要高水平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开放合作并举，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协调并进、有机统一。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仍将面临一些风险和挑战，需要结合冲击的不同类型和影响程度，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首先，“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我国产业链的核心技术能力必须尽快建立起来。其次，自然灾害、全球流行性疾病等重大突发事件使全球供应链很容易受到冲击，除尽可能地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本地化外，保持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提升灵活协调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工业化后期综合成本上升和疫后基于安全因素的全球产业链区域化重构的影响是深远的，需要将加快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提升产业链竞争力与增强产业链根植性相结合，实现更高水平的韧性和安全。

总体思路上，应以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引领，围绕畅通高质量的国内经济循环，有针对性地补齐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短板和弱项，重点提升产业链的创新力、竞争力，提升其对消费需求升级的适配能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循环。需要以增强产业链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和供应链的数字化、全球化组织协同为重点，促进全产业链升级和优化布局。要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赋能，以内促外，以外强内，在全球化和开放发展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多元、协同高效，富有创新力、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一）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安全可控能力

建议借鉴相关国家的做法，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纳入常态化管理，定期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针对部分领域关键环节脆弱性的问题，要下决心予以解决。对那些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重大战略需求的领域，以及存在“卡脖子”风险的关键环节，需要政府和行业企业共同筛选出核心技术攻关任务清单，重点完善骨干企业、科研院所、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揭榜挂帅、协同创新攻关机制，最大限度地整合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攻克“卡脖子”短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利用现有各类科技专项资金，促进政策协同，完善基础研究、税收、金融支持、研发型人才引进和培育政策。完善从基础研究、科技创新到成果转化、试验验证、推广应用全链条的服务机制，真正使创新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以打通高质量的内循环为重点带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围绕重点产业链存在的基础材料、先进工艺、核心零部件（元器件）、关键设备等薄弱环节，实施龙头企业牵引的产业链协同创新、一条龙补链强链行动，提升产业链基础能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关键材料、零部件、设备和生产制造应用对接机制。支持产业链供应链链主型企业“眼睛向内”，对上下游资源进行整合，主动培育核心业务供应链企业。大力推进产业链品质创新，强化研发设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质量服务、绿色环保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要素对产业链升级的支撑作用。实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计划，支持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降本增效，优化制造业税收结构，通过多种措施帮助降低制造业物流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着力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通过努力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保障水平。

（三）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聚焦锻长板，将促进传统优势产业链升级和培育新兴产业链、优化区域产业链相结合，加快建设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能力。鼓励和支持产业集群与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以企业为主体整合资源，组建技术创新联盟和利益共同体，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和应用，提升集群专业化协作和配套水平。围绕产业集群加快发展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载体，完善共性技术、新产品检测、新产品认证、知识产权等服务，优化产业集群先进基础设施环境。

（四）强化产业链生态建设

加强对主业突出、机制良好、具有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企业的支持，围绕重点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的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控制力和竞争力。鼓励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实施关键供应链备份计划，推广应用企业供应链的可持续（ESG）管理。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主体的纵向流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和深化垄断性行业改革，优化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环境，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以市场拓展、整合资源、提升竞争实力为目的的产业链横向并购和纵向垂直整合。

（五）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和数字化供应链

进一步扩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推广应用范围。优先关注成本敏感型和产业链外迁风险大的行业，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合力支持，推动一批有意愿的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现代供应链。支持多层次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总结推广一批设备共享、业务互联、资源互通、要素协同的行业创新应用案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供需灵活匹配，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韧性和竞争力。

（六）优化产业链国内布局，提高本土产业链根植性、韧性和安全水平

持续加强低成本、高质量的营商环境建设，分类施策化解产业链成规模外迁风险。引导成本导向、“劳动空间套利”型行业企业向价值链高端升级，支持贸易转移型行业企业拓展多元化市场，鼓励市场拓展型行业企业将核心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将中国作为全球总部、重要的研发中心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基地，提高国内与海外市场的供应链协同能力。发挥我国制造业布局纵深的优势，合理有序引导东中西产业转移，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促进区域联动、协调发展。要加强重要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应急产品要有生产能力储备，建设一批区域性应急物资生产保障基地。对部分高技术产业链存在的局部环节单点布局情况，要在国内至少有一个备份。

（七）在深化开放合作中进一步构建开放多元、灵活弹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加强高水平开放的政策和制度协调，积极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空间潜力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进一步吸引产业链供应链高端环节向我国转移，促进延链、补链、强链。另一方面，支持优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原材料和创新资源、布局生产制造产能、开展终端零售等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行动，在打造开放多元、灵活弹性的供应链过程中，进一步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

（八）积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布局重构，提高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发挥东盟国家和地区在劳动力成本、产业链供应链等与我国的梯次性和互补性关系，以及对美欧出口便利化的优势，推动与东盟形成垂直分工和面向全球出口、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伙伴关系，积极布局一批高质量产业园区合作平台，共同建设紧密协作、互利共赢的亚洲生产网络。高质量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及新能源、数字基础设施、制造业、战略性矿产资源等领域的优势互补合作。重点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大力支持5G、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去”，围绕国际领先市场和若干区域性目标市场积极布局，在参与国际竞争合作中实现技术、产品的迭代和升级。

（九）开展国际治理和规则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研制合作

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是我国的一贯主张。落实到产业链供应链领域，除要继续坚持面向全球的技术、供应链和市场合作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合作。如，积极推动与联合国、世贸组织、ITU、3GPP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多边层面，围绕绿色、劳工、产业补贴、新一代移动通信等具体领域的国际合作，反对和破除规则标准“小圈子”。积极探索与欧盟形成机制性合作联盟，推动中欧在数字治理、新一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及跨境数据流动等关键问题上的交流合作。深化高水平开放的制度安排，支持与在华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各国企业开展供应链和市场合作，增强高水平开放制度的经贸粘合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