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工、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是全球的重大事件。2011年，中国工业产值就超过美国，达到美国的120%，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制造国。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遭遇逆流，使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攀升都面临着不利局面和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这些因素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制造业出口仍然好于市场预期。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7.93万亿元，进口14.23万亿元，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在出口中，机电产品出口10.6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9.4%。事实表明，中国虽然还不是世界制造业强国，但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制造业发展基础和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自身的政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持续融入全球价值链，保持了制造业产出扩张、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改善同步推进的发展态势。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也得益于这一阶段内有利的全球政治文化和人文社会因素以及生产技术因素，这些因素推动了全球化纵深发展，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历史性机遇。但是，本文认为，除了上述因素外，还需要从全球价值链组织方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趋势中来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中国制造业崛起是与全球价值链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相互叠加的。从分工视角来审视这一变革，其实质是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方式从生产分工走向知识分工。价值链知识分工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格局，它引发了全球价值链知识供应体系的分化和重塑。而中国制造业正是在这一分化和重塑中找到了向全球价值链延展触角的机遇与空间，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上跃迁、在全球创新链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已对全球工业格局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核心领域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仍然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这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推动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朝纵深发展，这正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和力量支点。本文的目的在于引起国内学术界对价值链知识分工问题的关注，在看到中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困难与风险的同时，从全球价值链知识分工的视角，用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视野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基于价值链知识分工深入发展来探寻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路径选择，恰当地运用价值链知识分工的理论回答和解决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
知识分工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的分工理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理论中已经包含了知识分工的内容。亚当·斯密深刻地指出，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式，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这表明，劳动分工不仅加速了知识积累，也促进了知识分工和知识的专业化，这正是劳动分工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源泉。而真正明确提出知识分工概念的是经济学家哈耶克。1936年，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提出知识分工和协调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他指出劳动分工的本质是知识分工，因而知识分工是比劳动分工更根本的问题。198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报酬递增决定于知识积累的速度和技术知识的获得能力，而这些因素又决定于分工和专业化，因而，随着分工效率的改善和分工结构的优化，整个社会掌握知识的能力也不断提高，从而形成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可见，知识分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都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但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世界中的知识分工，是基于“专业化”意义上的知识分工。也就是说，知识分工是内化于劳动分工之中的，知识分工完全由劳动分工决定，与劳动分工存在直接的“映射”关系。这种分工理论根植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等主流经济理论，显然还不是基于价值链视角、由产品内分工发展深化而形成的“知识分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组织领域出现了一个最为显著的现象，那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并催生了价值链理论的繁荣。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2001年，格里芬提出了全球价值链概念，用来动态地分析国际化生产中的地理和组织特征。
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生产指令可以跨国境瞬间传达，中间产品可以便捷运输，一些工序或成果甚至可以电子化传输，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生产的工序、环节内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形态称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但是，在产品内分工早期，虽然出现了生产工序的全球化分工，但企业间的分工仍然只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企业之间的知识分工程度仍然很低。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上的知识更多地集中于核心企业，核心企业在牢牢控制研发设计等价值链核心知识的基础上，将生产组装工序和零配件生产外包给供应商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价值链上的知识分布是集中的，知识传输是单向的，供应商企业并没有掌握生产环节或生产零配件的知识，也没有自主创新的空间和条件，只是听命于核心企业从事定制化的生产，企业间仍然是一种生产分工，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改变了知识的存在形式，知识的模块化编码处理方式成为价值链知识的主要存在形式，从而推动产品内分工进一步演进到模块化生产阶段。模块化价值链使知识分布在整个价值链上发生了变化和转移，知识的共享、分配、交换开始在价值链上发生，新的知识分权与交换机制得以形成，价值链的知识分工时代到来了。知识分工最显著的特征是价值链上的知识从集中走向分散。研发、设计和创新活动不再集中于核心企业，而是分散到价值链上的各个模块化企业中去。在模块化价值链中，核心企业转化为系统集成企业或整装企业，拥有产品的构架知识和标准化知识，而组件企业在标准化基础上拥有它所生产部件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等全部知识，整装企业与组件企业间、组件企业与组件企业间的知识是互补的，组织间的知识流通与整合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价值链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工。
由上可见，基于价值链的知识分工不同于传统理论中的知识分工，其基本内涵是指知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企业和组织间走向分化、分解与重新整合的发展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组织变革和价值链重塑。本文余下部分，都是从价值链的视角来探讨知识分工。
知识分工的意义，在于将外部知识内部化，减少显性化知识范围，从而节约学习成本，获得报酬递增。知识分工使整装企业只需要掌握有关构架和标准的知识，组件企业只需要掌握本模块的知识，消费者只需要掌握产品的使用操作知识。知识的分化与分解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学习成本，实现了整个社会的报酬递增。
在产业发展中，有两种主要动力机制推动知识分工深入展开。一是产品技术知识的成熟程度不断提高。在产品发展的早期阶段，产品技术的隐性化程度较高，生产的模块化适度较低，技术分散的成本和风险较大而报酬较小，企业知识分工的最优化边际均衡偏向于知识集中。随着技术知识的成熟，会加速构架知识与组件知识的分化，组件知识对于集成企业的重要程度会下降。知识分工缩短学习时间、节约学习成本带来的收益变得非常明显。麦耶斯认为，产品构架知识越成熟，知识分工带来的成本节约边际收益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在价值链中推进知识分工。布鲁索尼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技术的发展成熟，飞机发动机集成企业虽然会保持一部分组件企业的知识，但会把越来越多的组件研发制造的知识外包给其他企业。技术知识的成熟程度提高还会带来知识的可分解性程度提高，这也是推进知识分工的重要因素之一。总之，随着产品技术知识成熟程度的提高，集成企业和组件企业之间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知识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知识分工会跟随生产分工发展深化并叠加在生产分工之上。
推动知识分工深化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当产品的结构和功能都相对简单，产品的研发与生产知识的复杂程度也较低时，整装企业垄断产品技术知识成本低而收益大，产品生产的技术知识往往集中在整装企业之中，整装企业既拥有构架知识，也拥有组件知识，价值链的分工模式是整装企业将定制化的零部件外包给组件企业加工生产，价值链的分工更多地体现为生产分工而非知识分工。当产品的复杂程度提高从而使产品的研发设计知识也日趋复杂时，如果要整装企业单独完成成千上万个零配件的研发设计，掌握所有零部件的研发设计知识变得很不经济，实际上也不可能实现。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学习和研发成本，组件知识与构架知识分离，在整装企业和组件企业间开展知识分工是企业最优化知识分配的理性选择。
虽然产品技术知识的成熟程度和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推动知识分工深入发展，但阻碍知识分工的因素也同时存在。比如，企业出于竞争需要，会倾向于减少和限制知识扩散和交换，会阻碍知识分工的开展；在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中，过于分散的知识分工会降低创新成功的可能性，因而企业会倾向于知识集中而不是知识分工。因而，知识分工是自发演进的结果，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企业最优化知识分工决策取决于知识分工的成本和收益的边际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制度环境变化和产业组织方式变革，这一均衡不断向深化知识分工的方向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