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我国工业经济经过数十年飞速发展，目前工业规模居全球首位，生产总量突破了30万亿元，并已基本建立门类齐备、独立完善的现代工业基础设施系统。但是，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卡脖子”等问题仍然突出。与此同时，近年来以网络、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取得重大进步，数字经济在重塑中国工业经营管理模式、新业态产品开发等方面影响巨大。数字经济将如何赋能工业高质量增长？本文基于数字经济赋能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据此进一步提出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落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经济社会将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观点，并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工作的基本方针。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础，其发展关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因此应该放在更为关键的战略地位。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中国制造业优质发展，坚定不移地构建制造业强国。2019年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务院经济发展工作会上指出，要支持战略性产业发展，支持加大设备更新和技改投入，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由此可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为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带来了巨大机遇。

（二）数字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1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出，要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序推进骨干网扩容，协同推进千兆光纤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5G商用部署和规模应用，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网络技术储备，加大6G技术研发支持力度，积极参与推动6G国际标准化工作。我国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持续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潜能。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我国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为39.2万亿元，增速高达9.7%。在政策支持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进一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主要发展方向。根据国际著名调研机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的研究报告预计，2022年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市场规模将超过7937亿元，比2021年增加9.2%，并继续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2022年数字化转型支出将超过3291亿元，比2021年增加18.6%，数字化转型将是中国企业的核心战略。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继续实施政府扶持优惠政策，全面推动“互联网 ”，打造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新优势。中国工业数字化变革已然成为未来发展方向，而更多传统工业企业也开启了转型策略，为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参考。

（一）“大而不强”仍然突出。一是从行业地位来看，尽管中国工业发展规模已持续几年位居世界首位，且世界价值链(GVC)的参与指标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但GVC地位与指数相对较小的尴尬局面却尚未突破。这也意味着，中国工业尽管在全球经济分工系统中参与度很高，但目前仍处在世界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中低端，存在“低端锁定”的潜在风险。二是从产品供给方面来看，中国制造最大优势是产品性价较高，可满足消费者基本需要。但是产品质量、档次要比德国等发达国家低5%左右，而仅仅5%的差异便导致了中国制造生产附加值与全球制造业强国差距被进一步拉开。三是从企业品牌价值方面来看，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工业领域自主品牌和龙头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而现有工业品牌市场实力也不足，且部分企业在品牌推广方面缺乏经验，故品牌影响力亟待进一步提高。

（二）技术创新水平较为滞后。由于中国迅速兴起，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除采用出口关税等国际贸易壁垒阻碍中国制造业发展外，还采用“科学技术冷战”(即采用科学技术封闭管理手段)阻碍中国制造业在先进科学技术和国家战略性工业技术方面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冷战”严重影响了中国科技获取与产业提升速率，从而导致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无法赶上全球一流水平。另外，由于中国工业技术创新体系机制等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上升空间依然巨大。2021年，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总投资占比仅为6.09%，而美国、法国在2010年就已超过了19%和26.3%。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基础科学研发投资水平较低。由于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人员将时间更多投入论文和课题中，导致投入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研究工作的时间相对匮乏，所以中国在短期内较难形成以科研机构为基础、以促进市场发展为目标、以政府行政服务能力为保障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发展体制。

（三）产业链协调运转不畅。中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已严重阻碍工业高质量发展。而且中国传统工业领域还尚未意识到新技术变化对产业链升级的关键作用。技术创新部门虽然可以在高科技领域“大展拳脚”，但由于对中国传统工业生产工艺与过程并没有基本了解，无法对具体经营产品进行支持，从而造成了我国产业链和技术创新链条之间衔接不畅，生产工艺基础研发与工业化实际运用严重脱节，有研究与发展（R&D）项目规模以上企业占比小，且在价值链中重要环节的研发工艺自主性和安全性、稳定性严重欠缺，技术创新链上对产业链升级的支持严重缺失。这造成了产业链内部衔接不畅，加之国内外工业技术配套力量薄弱，无法有效保障中国工业高速发展，严重制约了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价值链的提高。

（四）要素影响减缓成长步伐。由于工业成长所需资本的稀缺性日益明显，中国工业价格增长风险明显上升。从国内角度来看，传统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工业的供应链协同面临挑战，企业面临风险比以往更高。当前，中国企业主要面对六种成本负担，即人才、资本、场地、运输、设备和制度性成本。以劳务成本为例，在2010年至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年人均工资上升了约2.7倍。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随着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由2011年的9.09%一路下降至2020年的5.25%，我国工业经济已然步入“薄利”时期，政府启用新兴制造要素助力工业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

（五）制造业数字化人才相对匮乏。中国制造业公司对数据信息技术迅速创新的反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欠缺，无法由上而下推进数字化转型。同时，由于这些公司对技术研究与创新的投资量不大，因此很难吸纳与储备高级的数字化人员，同时对数据赋予服务业态等方面顶层设计不够深入。据2020年7月《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在未来五年内，中国云计算工程领域预计需约150万名工程师、约100万名应用与测试人员；无人机飞行员、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系统人员缺口将超千万人。可见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仍十分庞大，开展数字化人才培养已刻不容缓。

（六）体制机制有待完善。一方面缺少协调计划。不少大生产企业并不能意识到工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富有冲击力的技术变革，只是把信息化部门作为技术主导力量，将工程任务外包给一些公司或者专家，从而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