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聚焦断链断供风险累计排摸企业超过8800家，新建供应链配套企业330家；上海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散发对汽车零部件供应链的影响，预计汽车行业2022年第一季度能实现10%以上的增长；江西省围绕“两个重点”补短板、打造“两个高地”锻长板，实施强链补链战略之举……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正在为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筑基赋能。

面向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风险增多等挑战，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议，要稳链保链、强链补链，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2021年，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得到提升。光伏、风电、船舶等产业链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一度紧张的集装箱去年增长了110.6%，翻了一倍多。芯片产量也增长了33.3%。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长了17.7%，两年平均增速为8.3%。我国工业产品出口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世界工业经济恢复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也需看到，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起伏反复，世界经济复苏放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挑战加大，供给和需求面临诸多约束。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在“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在工业经济平稳运行中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交通运输的困难和费用的提升，还有疫情散发出现以后一些不畅通的地方。要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卡点”，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我们动态开展了企业断链断供风险排摸，全市累计排摸企业超过8800家，实现规上企业风险排摸全覆盖。”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世方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2021年，宁波市完成对接活动103场，解决存在断链断供问题的企业19家。针对缺芯问题，先后组织多场芯片企业与家电、汽车等下游应用企业对接，成功撮合群芯微电子、祈禧智能、锦浪科技等企业。”

“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长安汽车对‘家底’进行了全面排查，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开展强链补链行动。”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表示。

在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过程中，保障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供应是重中之重。“加强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也被写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中，矿产及原材料是源头，也是保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寿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据彭寿介绍，我国每年消耗关键矿产及重要材料高达20亿吨，但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较高并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出现资源、技术和市场“三头在外”局面。他建议尽快制定战略性矿产资源及原材料开发技术路线图, 构建“勘查-开采-利用”的基础原材料开发技术体系，把资源变成材料、把材料变成产业，夯实国家战略产业安全“压舱石”。

锂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零部件。作为锂电池的核心元素之一，锂资源正面临着严峻的供需形势。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1日，国内电池级碳酸锂市场主流报价区间在49.5万元～50.6万元之间，均价涨至50.04万元/吨。

“锂资源是锂电池的核心原材料，正确认识和把握锂电池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应加快国内锂资源勘探开发，保障供应链安全，同时应加强自主创新和科技攻关，提升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水平。”

重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某一环节供应安全的同时，也要关注上下游整体配套能力的提升。以集成电路为例，芯片的生产涉及多个企业、多个链条，任何环节的短板都会影响产品的产出。同时，每一个环节自身还有上游的配套问题，如果配套存在短板也会在产业链条上形成堵点。

“规划自主可控，需要考虑各环节的匹配，以及环节自身的上游配套，要把所有的供给链考虑清楚。看看哪里有缺项、哪些是短板，如果无法补齐短板，就无法解决产业链的断点和难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周玉梅向《中国电子报》记者指出。

然而，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仍然存在着基础不牢、水平不高的问题，某些关键环节还存在“卡脖子”风险。通过“补短板、锻长板”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势在必行。

在采访过程中，来自各地工信系统的代表委员，向记者介绍了地方开展“补短板”“锻长板”工作的经验和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杨贵平向记者指出，江西将聚焦“两个重点”补短板、打造“两个高地”锻长板。一方面，开展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活动，发布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运用“揭榜挂帅”机制实施一批攻关专项，统筹实施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重大装备升级等工程，推动制造业基础再造。另一方面，开展优势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对优势新兴产业的扶持建设。

“我们将聚焦有色金属、石化、钢铁、建材等优势传统产业，深入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行动，实施2000个以上技改项目，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模式在传统产业中的转化应用。另一方面，聚焦航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新兴产业，不断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杨贵平说。

围绕“智能制造 工业强基”思路，宁波市制定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加快推进产业基础能力建设。从效果看，宁波市累计有14个项目入选国家工业强基专项，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63家，居全国城市首位。但是，宁波也面临着产业链关键环节掌控力不强、上下游企业协同度不高、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困难等问题。

“我们将定期排摸‘卡脖子’技术清单，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强化技术攻关；推动建设一批龙头企业牵头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创新联合体、产业创新联盟等，强化协同创新和上下游配套；通过科技成果转化、招商引资等方式，谋划实施一批重大强链补链项目，提升产业化水平。”张世方说。

“当前，国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工程，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集成电路产业首当其冲。”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黄宝荣向记者表示。他指出，甘肃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在电力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在产业规模效应、产业链协同、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仍然有所欠缺，需要从集成电路封测产业聚集区建设、人才培养、集成电路创新平台搭建等维度进行提升。

产业链的补短修长，离不开产学研用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技术应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建立之初，就承载着通过产学研协同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产业化的功能定位。目前，科技部共批准建设包括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在内的综合类技术创新中心3家，高速列车、新能源汽车、宽禁带半导体等领域类技术创新中心12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向记者指出，从总量和涉及领域方面来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还远不能满足全国各地产业创新需求。“前期布局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自然是从最重要、最急需的产业开始，随着我国已全面进入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期，部分产业正处于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节点。这种情况下，需要各省市积极发挥产业创新和技术先导作用，且国家能够在做好战略统筹的同时，给予各地方一定的自由度。”崔向群说。

加强校企合作,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方面的联合攻关，以及基于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是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的重要举措。近年来，西北工业大学先后与相关行业头部公司成立01创新实验室，开展前瞻性、原创性、探索性的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工作。

“建议从企业需求、市场需求出发，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牵头组建新型研发机构、创新联合体、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加强前沿技术研究和产业应用。”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表示。

为构建支撑集成电路产业高速发展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20年底设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集成电路具有横跨物理、化学、材料、化工等多学科，涉产业的岗位和目标具备多元化的特点，必须走产教融合的路子，为产业输送更多工程性人才。

“要建立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互信和反哺机制。允许企业和实习的学生签订未来就业意向协议，让企业通过接收学生实习，挑选需求人才；鼓励企业在高校设立奖学金、研究课题，让高校的工程性人才培养更吻合产业需求。”周玉梅说。

“近年来，江苏一直把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重中之重，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联合体，每年向企业征集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支持企业通过‘揭榜挂帅’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初步形成创新目标由企业确定、创新投入以企业为主体、创新过程由企业组织、创新成果转化由企业主导的创新生态系统。”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谢志成向《中国电子报》指出。

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陈志列的长期观察，目前国内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上都是以国外的基础工业体系为基础，在边缘感知、网络通信、平台搭建、边云协同、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关键技术上存在空心化、短板化、空白化等现象。

“要引导工业互联网领域民营制造业头部企业牵头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承担国家重点研发、国家各类创新计划、共性基础研究等项目，提前介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体系。让这些头部企业起到更多的创新示范作用，缩短前沿创新到应用实践的周期，加快实现科技成果‘从1到100’的产业转化。” 陈志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