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察 | 全面扩大开放背景下服务型制造的“逃离竞争效应”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一直以来,党和政府坚定开放中国市场、实行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与此同时,贸易自由化给国内制造业带来了更强的竞争冲击。有关进口竞争对微观企业的影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是“熊彼特效应”,即进口产品的大量涌入会降低本土企业的利润;二是“逃离竞争效应”,即进口竞争会倒逼本土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生产率,从而“逃离竞争”。进口竞争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效应是否预示着制造业可以通过一定途径主动规避乃至扭转进口竞争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从“熊彼特效应”到“逃离竞争效应”的转变?探讨该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政策启示。
塑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是制造企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关键。服务主导逻辑认为来自价值链下游的服务端同样是塑造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在产品中融入现代服务要素已经成为创新型制造企业的鲜明特征,这有助于企业形成独特的差异化优势、有效应对竞争。作为全球制造企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和新兴潮流,IBM等国外企业已将发展重心从产品向服务转变,从单纯提供产品转为提供“产品 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中国服务型制造也已步入发展阶段。“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相融合,“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
张峰、战相岑、殷西乐和黄玖立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上的论文《进口竞争、服务型制造与企业绩效》探讨了服务型制造应对进口竞争的有效性。该文选取2000—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匹配上市公司财务、手工整理的服务业务以及进口关税等多重来源数据库,用服务业务收入占比刻画服务型制造程度,建立了服务型制造和进口竞争的交互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服务型制造和进口竞争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且呈现倒U型的曲线变化趋势。在初始阶段,服务型制造有助于改善企业面对进口竞争的经营绩效;然而,随着服务业务占比的持续增加,服务型制造的正向效应呈现递减趋势。该文从收益(差异化竞争优势)、成本(成本竞争优势)两个方面解释了服务型制造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差异化竞争优势是服务型制造产生正向效应的关键,然而,随着服务业务比重的加大,这种差异化优势同样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该文认为服务业务结构的不合理导致了这一结果。当前,中国服务型制造仍以附加值较低的基础性的产品相关服务为主、而以高附加值的用户支持服务为辅。另一方面,服务型制造需要相应的资源投入,持续提高服务业务比例会显著增加运营成本。差异化优势减弱的同时伴随运营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服务型制造的正向影响效应先增强、后减弱。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面对进口竞争时,相对于非东部沿海企业,东部沿海企业存在更强的动机以及拥有更强的市场化能力向服务型制造转型。不同于高科技企业依靠技术领先或者产品差异建立竞争优势,对于技术更为同质化的非高技术行业而言,服务型制造是其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主要策略。
该文结论为地方政府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如下政策建议。
第四,在推动服务型制造、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层次或分步骤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两个层次或内涵:一是从单一产品向综合性“产品 服务”转变,更进一步是从基础性的产品相关服务向高附加值的用户支持服务转变。对于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可以重点发展第一个层次,引导本地企业实现由产品向服务导向的这一基础性转变。对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可以引导企业加快服务升级步伐,激励企业开发高附加值的整体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