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使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凸显、增值能力增强和要素投入升级，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新型制造技术的使用正在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伴随着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调整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为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机会窗口。中国应谨防过早“去工业化”，通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策略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
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阶段，为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机遇。中国正是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契机，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经高达28.2%。①毫无疑问，中国分享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成为受益者之一。中国制造业正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在国际分工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中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必须在开放的条件下研究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问题，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初见端倪，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深刻改变了制造业国际竞争的资源基础和比较优势，重塑了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进而带动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调整，国际产业竞争格局迎来重大变革。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出重大挑战，同时又提供了历史机遇。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角度研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全球价值链调整的内在逻辑，及其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双重影响，并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长期以来，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标志，跨国公司将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工序划分为多个“碎片化”环节，以中间产品的形式外包给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整合全球各地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资源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常将自身不具有成本优势且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外包和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在母国只从事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等附加值较高的价值链活动。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以价值链不同环节高度分离、中间产品离岸外包和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发生微妙变化，集中表现为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提高，国际分工格局出现调整。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经进入早期加速阶段，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发生转换，制造业发展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也随之发生剧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典型特征，工业智能化时代即将到来。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通用目的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型制造技术，彻底改变制造产品、过程、装备、模式、业态等，②重构了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增值能力和要素投入，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的相对地位。
①周济：《智能制造——“中国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中国机械工程》2015年第17期。
②赵剑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于智能制造视角》，《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年第3期。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凸显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
在传统的企业创新系统中，研发、设计和制造缺乏数字层面的相互支持，产品创新主要依靠实验室里的研发和设计，制造仅仅是“实现”创新的后端环节，在整个创新系统中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的融合，全过程数字制造技术日益成熟，研发、设计和制造走向高度一体化，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直接成为创新的一部分，制造资产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数字制造采用一致的综合生产设计方法，使产品、设备、工厂和资源信息在整个流程中实现相互关联，数字量作为研发、设计、制造和管理的唯一依据（见图1）。数字制造搭建起连接产品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数字纽带，使价值链上不同环节密不可分，在提高制造本身效率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研发和设计的效率，增强了新产品的可制造性，缩短了产品原型的开发周期和制造周期，加速了新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数字制造技术的兴起使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功能被重新审视。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始反思“产品创新 制造外包”的经典商业模式。一些研究认为，制造外包会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美国之所以在平板显示、光电子、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产业领域丧失竞争力，是由于制造能力的弱化侵蚀了这些产业的产品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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