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根据21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进程，做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至今已有20年了。面对时代转折的百年变局，如何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基本规律和中国特色，以与时俱进地更新、充实新型工业化内涵，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新型工业化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领科技、社会、文化全方位变革，更好地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工业化反思

（一）何谓工业化

按照国际通用的传统定义，工业化通常是指以工业发展驱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动态过程。以统计表现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

工业化作为描述工业发展变化过程的概念，则有较为明确的递进式阶段划分，既反映特定阶段工业发展过程的客观状况，又体现特定阶段推进工业发展的主观行为。显然，上述定义仅只是一个以数量和比例关系变化来反映的阶段性工业创造价值过程。从人类目前的认知水平和社会发展来观察，工业的创造性活动远未看到终点。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类认知的突破，现代工业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力量、引领方向、动力源泉、作用机制和实际成效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业发展的动态过程以及工业的经济社会地位难以用国民经济中这种简单的数量变动关系予以完整表达，工业化应当与时代发展所刻画的现代化相合拍、相适应，从而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广泛的外延。工业化必然突破单一的数量和比例关系变化指向，包括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范式不断扩展、工业生态优化完善、工业形态逐步深化、工业机制持续创新、工业品质稳步提升和工业竞争力日益提高的整个过程。这样一来，工业化无疑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具有长历史周期的“无尽前沿”过程。

如果说，18世纪60年代英国技术革命，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作为工业化的始端，那么，迄今为止人类的工业化历程不过区区260年。虽然从全球观察，工业化掀起的若干次席卷全球的浪潮，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财富和知识，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但是按照上述对工业化的新认识，从目前来看，工业化距离“历史的终结”仍遥遥无期。

（二）传统工业化的划分标准

针对传统工业化，威廉·配第、科林·克拉克、钱纳里、库兹涅茨、霍夫曼等经济学家都贡献了经典的产业变动及工业化理论。钱纳里、库兹涅茨、霍夫曼等人在综合分析产业联系、产业结构和产业周期的基础上，分别提出了工业化阶段的划分依据和标准。目前国际通行的划分标准以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为依据，将传统工业化划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践阶段（其中又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某个经济体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就认为已经完成工业化。

（三）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

随着19世纪中期英国率先实现工业化，法国、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陆续实现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球经济在经历短暂的战后恢复期后进入快速增长期，又有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国家实现工业化，成为后工业化国家。其后，在这些国家的GDP中制造业产值所占的比重，以及在总就业人口中制造业从业者所占的比重，都不同程度下降，服务业则取而代之得到持续增长。进入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及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工业发达国家中这样的产业替代现象仍然明显。以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为例，1970年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3%、38%、59%；而到2000年，其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1.6%、24.9%、73.5%，制造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仅为15.1%（王曙光和王丹莉，2021）。

由三次产业结构刻画的这样一种产业替代和产业转移的发展趋势，被相关文献及业界称之为“去工业化”。在传统工业化理论看来，“去工业化”是工业经济条件下符合技术进步和产业分工原理及经济增长递进规律的一种必然现象。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去工业化”不过是这个阶段中经济结构变动、调整的突出表现和重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国际贸易的深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形成产业国际转移的充分条件，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最佳的低成本资源配置和制造能力配置，强化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适逢西方“去工业化”带来的产业转移。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代变革中近乎完整地承接了这样的全球性产业转移，得以全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将东方大国独具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工业体系较为完整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再借助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活动，工业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迅速攀升到世界首位，事实上主导了全球制造供应链，从而牢牢抓住了这样的历史性机遇。

就美国而言，“去工业化”作为关系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产业选择，一方面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寻求价格比较优势而获取最大利润的跨国配置制造资源的行为相关，另一方面与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中美元特殊的货币地位密切相关，美元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下降。另外，美国国内劳资关系变化和资源替代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工业向海外转移。

然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去工业化”现象就引起一些学者的担忧，认为“去工业化”造成制造业面临生产力危机和质量危机，将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和大国硬实力。他们对美国在后工业化阶段“在这里发明，在那里生产”的“去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是否能让“国家生活得好”的疑问（瓦科拉夫·斯米尔，2014）。

在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伴随“逆全球化”思潮高涨，美国政府开启对经济金融化泡沫及经济发展方向的全面反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是对“去工业化”的质疑，意识到“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工业生态系统是保持美国创新经济优势的关键所在”（苏珊娜·伯杰，2018），继而重新提高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要求重塑制造业。美国政府随之迅速启动所谓“再工业化”进程，一系列旨在“重振制造业”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密集出台。（为了实现美国制造业强势回归，美国制造业协会对“再工业化”提出四大目标：从现在到未来，美国要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制造中心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地方；拓展全球市场，未来美国制造商的市场要扩大到95%的国外顾客；美国制造商要拥有符合21世纪经济需求的劳动力；未来美国制造商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创新主导者。）2009年至2012年三年间，就相继通过《美国制造业振兴框架》《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美国制造》《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业创新国家网络》等法案和计划。

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更是继续挥舞制裁大棒，以进一步遏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方式，降低工业对外依赖程度，加快制造业向本土回流，并着力构建将我国等新兴国家排除在外的新工业生态体系。2022年8月9日，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为“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提供产业方面的长期战略支持。接着于16日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也充满推动工业产业本土化发展的条款。（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2022年与制造业相关的建设支持达到1 0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这表明，美国政府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也反映了制造业对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性。美国制造业的复苏还带来了一系列乘数效应。）2021年以来，美国白宫、国防部、能源部等8部门相继发布系列供应链报告，要求持续推动制造业回流，强调“再工业化”的战略重点为提升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生产能力。2003年，美国政府声称经济、产业要“去风险”和“多样化”，在继续强化自身制造业实力的同时，积极打造覆盖其盟友和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联盟”。

对工业化的反思很快就形成一种全球浪潮。世界各工业发达国家纷纷出台重返工业的计划和政策，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如英国政府科技办公室于2013年10月推出《英国工业2050战略》。法国经济与工业部于2013年9月颁布《新工业法国》计划，紧接着于2015年5月出台其升级版《未来工业》计划。日本在2016年1月颁布的《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提出“超智能社会5.0战略”。韩国政府于2014年6月公布《制造业创新3.0计划》，2015年3月推出经补充和细化后的《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其中目前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德国的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德国机械及制造商协会等机构设立“工业4.0平台”并向德国政府提交了平台工作组的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被德国政府采纳。“工业4.0”战略的目的是提高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领先机。“工业4.0”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新一轮工业转型竞赛。）所谓工业4.0是用4个时代特征概括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即蒸汽机时代为工业1.0，电气化时代为工业2.0，信息化时代为工业3.0，而当前进入的智能化时代是工业4.0。目前，这样的工业化认识及时代划分已得到全球业界的广泛认同。

2021年4月，欧盟公布《工业5.0：迈向可持续、以人为本和富有弹性的欧洲工业》报告。报告中确定其“工业5.0”的基本理念：工业5.0认识到工业的力量，通过使生产尊重地球的边界，将工人的福祉置于生产过程的中心，实现就业和增长以外的社会目标并成为富有弹性的繁荣提供者。以人为中心、可持续和韧性为工业5.0的三个核心要素。一些国内外学者将欧盟工业5.0解读为德国工业4.0的升级版，认为是将工业4.0中所强调的效率导向转换为价值导向，并将其通俗化为“以人为中心的智能制造”。

新型工业化是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全面分析总结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经济发展经验，针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结合全球产业发展历程及竞争趋势，应对加入WTO的形势，在“实现工业化仍然是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的基本判断下，面向下一步工业化道路而高度概括的产业发展概念。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国家发展实体经济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方式，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在十六大报告中表述的新型工业化具体内涵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此后，新型工业化作为国家策略以其独具的强大生命力，始终成为党和政府经济决策部署的重要依据，且地位日益突出。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与传统工业化不同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成为发展中大国的历史性选择。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四化同步”战略，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不同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开展的工业化，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在继承工业化基本内涵、尊重工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顺应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要求，融合现实工业运行新特征和新条件，提出了新世纪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相适应的工业化发展方式。

第一，重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作用，是“两化”同步推进的工业化。信息化是上世纪60年代末才出现的现象。进入21世纪以后，飞速发展的信息科学技术迅速得到普及应用，以使能的方式影响到人们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业化是信息化的源泉，是信息化的前提和基础；信息化助力工业化，是工业化的引擎和延伸。信息化使工业化拥有了新的技术基础和手段，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新的运转范式、表现形态和融合内容。通过信息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成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之一。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则是在完成传统工业化后再走信息化道路。

第二，重申科技含量高，是科技创新引领的工业化。工业化是工业从粗放到精密、从粗略到精准、从低维到高维、从低阶到高阶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以科技和商业的持续创新来驱动，以工业竞争力不断提高为表现特征。因此，工业发展需要从依靠资源投入转向更加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这是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与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强调的“经济建设需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高度一致。

第三，强调经济效益好，是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工业化。意味着要改变一味追求规模、重视投入的粗放式平面扩张方式，在保持一定工业增长速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工业的效益、质量和全员劳动生产率，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差异化、精细化立体增长方式，重视供给与需求、结构与规模、中央与地方的统筹协调发展。

第四，要求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工业化。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工业，不仅难以为继，还会危及人类社会发展。要充分吸取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教训，彻底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道路，而是始终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不断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贡献。

第五，明确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是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表明推动工业化要充分考虑人口和劳动力众多的大国国情，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更好地持续利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是工业化得以持续的强大支撑。同时要处理好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关系，不轻言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向产业价值链两端延伸，又要不断强化加工制造能力。

总体而言，在十六大新型工业化论述中，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发展是必由之路，不断增加科技含量是遵循一般规律，注重经济效益是转变发展方式，节约资源与控制污染是满足生态环境约束，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是体现基本国情。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我国经济始终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向前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历史的经验表明，新型工业化既实事求是又高瞻远瞩，是从发展中大国的战略目标出发，应对全球竞争确定的战略方针、实施的重大举措，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决策。新型工业化以逐步完善的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以及极具说服力的实践结果，突破了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理论教条，揭示出工业发展及工业文明进程中的阶段性规律，为发展工业化理论、丰富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工业发展是一个长历史周期的动态过程。如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已经21年。这21年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从工业经济迈向数智经济的时代性转变。以全面总结提炼新型工业化经验为起点，在重新认识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洞察全球工业发展新规律新趋势、充分考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转向和策略重点、全面概括新时代工业新特征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修正、扩展工业化及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及时调整工业化目标和任务，探索新型工业化的新动力、新方向和新路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工业是国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部门。在这一新的转折时期，由工业范式、生态和形态所表达的工业技术经济核心要素和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工业的定位和工业化的要求也必然需要重新认识。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构成的使能技术集群推动下，工业经济条件下的产业分工格局和市场需求态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传统涵义上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被打破，产业演进、升级的内容和路径被打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被打破，与工业相关的地域物理空间重要性逐步消失。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伴随时间紧缩和空间跨越，人们在时空中的关系“重置”，经济大国的工业地位、工业特征与发展态势必然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深刻影响一国工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及工业经济的时空结构和运转方式（罗仲伟和孟艳华，2020）。

工业范式或制造范式（Industrial Paradigm or Manufacturing Paradigm）——范式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工业范式指工业自身内在运作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实现工业生产过程必须遵从的一般规律和基本方式。

工业范式是一套工业生产过程基本假设的集合，而这些基本假设建立在严密的、客观的技术工程基础和严谨的、主观的组织治理基础之上。工业范式的技术工程基础和组织治理基础分别由各自的原理和条件所构成。

工业生态或制造生态（Industrial Ecologic or Manufacturing Ecologic）——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工业生态指工业作为一种生产创造过程，其内部及与其与相关的外部社会、组织和市场环境所产生的相互联系和生存状态。

工业形态或制造形态（Industrial Shape or Manufacturing Shape）——形态是指事物存在的样貌，或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工业形态指在工业范式和工业生态的规定性下，工业生产创造过程的具体外在表现。目前看来至少包括产业层面的新业态、服务化趋势、绿色化趋势、新型都市工业和企业层面的商业模式等内容。

（一）从工业范式来考察的新特征

1．新的技术工程基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生产技术持续创新并快速普及应用

工业与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工业系统以科技原理及其成果为基础建立，工业化由科技创新引领。21年来，全球加速进入以数字、智能和网络等系列使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创新周期，工业领域不断涌现的颠覆性、覆盖性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加速演进和变革。以数字、智能、网络和绿色四大类技术为支撑的高阶自动化，彻底改变着工业生产从系统到环节、从工艺到产品及服务的面貌。这意味着，工业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改变是全方位的、革命性的，不仅体现在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贯穿于企业内部的全领域、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处的全商业生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包括制造基础、制造方式和制造手段在内的工业及制造基本范式。在拓展、节约、集成制造资源，简化、精练、精准制造加工过程的同时不断延伸制造业的边界，使制造创造价值的方式和制造生产力的提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想象空间。本轮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成果，已经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产生明显成效，并形成产业新质生产力。如近期迅速掀起一波创新浪潮的生成式AI类技术，正以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方式对工业范式、生态和形态产生影响。

数字技术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指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各种信息，包括图、文、声、像等，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0”和“1”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数字技术的创新和普及应用，使工业生产过程和工业应用场景中产生的海量异构数据得以精准高效采集、汇聚，经建模分析，进而更大范围、更高效率、更加精准地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和资源，并通过覆盖生产全生命周期的数字仿真、数字孪生等方式改变制造过程。数字技术充分释放了数据的要素价值，为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条件。

智能技术通常指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关技术，涉及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广泛内容。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业化应用为特征的智能化，作为当前工业生产的关键变量，正在深刻地推动整个工业生产过程和工业应用场景，无论是生产制造工艺还是生产的产品及服务，向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和自适应方向发展。

网络技术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把互联网上分散的资源融为有机整体，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机协作，使万物互联形成的资源能够精准高效地发挥和调用。这些资源包括高性能计算机、存储资源、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专家资源、大型数据库、网络、传感器等。网络技术原理在工业生产组织过程中应用前景广阔，尤其是作为“两业融合”的成果，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工业系统的全方位改造与重构，已经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生态和应用生态。

绿色技术指对减少环境污染，减少原材料、自然资源和能源使用的技术、工艺或产品的总称，是一整套指向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体系。工业是绿色技术应用的重点领域，绿色制造是在制造系统中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而密集利用绿色技术的产物。就目前而言，面向广泛的工业生产过程和无尽的工业产品，以及构建绿色产业生态，工业绿色技术还有巨大的突破空间。

内容丰富并趋于紧密交织、无缝衔接、高度集成的这四大类技术形成强大的技术共生关系，贯穿于工业生产的全商业生态、企业运营的全环节和全流程、产品和服务的全生命周期及价值链全过程。一方面，在工业生产过程和应用场景中通常是多种技术共同产生影响、协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技术间的融合在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同时，也在创造技术需求，牵引、推动着各类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例如，主要依托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的智能制造需要工业互联网作为支撑，而智能制造水平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数字要素使能的基础水平。以生态环境可持续为指向的绿色技术广泛依赖其他技术提供的手段、方法，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往往直接为产业节能降碳赋能，提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制造水平。

此外，紧密融合的新一代工业生产技术还对形成新产业产生影响。首先，以数字、智能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使能技术在现有产业中的普及应用，可能会显著改变产业范式、形态及其市场特征，从而使原有产品（服务）转化为面向新市场的产品（服务），原有产业蜕变为新产业。其次，某些新技术成果在产业化过程中可能直接商品化，转化为具有新的产业特征、面向特定需求市场的新产品和服务，从而衍生出新产业。第三，技术与产业融合，推动原有产业内生产方式调整，出现产业间、行业间的交叉融合或重组融合，进而形成具有不同范式和形态的融合型新产业。

2．新的组织治理基础：融合化、网络化和聚集化的产业演进催生产业组织变革

随着新时代人类对产业认知的深化和经济技术手段的突破，在生产性活动的基本性质及产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产业演化的进程日益加快、程度日益深化、内容日益丰富。其中影响重大而深远的演化趋势当数重构产业关系的产业融合与跨界、网络与聚集。这就意味着打破传统经济分析所描述的领域范围、产业划分和产业组织方式，人类站到了一个全新的产业认知和产业实践起点上（罗仲伟，2021）。

产业演化及变革的根源及核心逻辑，在于人类生产性活动的分工在市场拉动和技术推动下产生质性变化。产业分工伴随需求多样和技术进步而演变，传统产业分工方式必然被新的产业分工方式所取代。新的产业分工方式决定了产业关系的重构。应对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借助系列使能技术，低成本高效益地实现产业关系意义上的融合化、网络化、共享化、精练化和集聚化，逐步替代专业化、规模化、批量化，成为重要的工业组织特征，由此影响工业基础和产业链的形成范式、表现形态和成长生态。传统产业关系下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产业部门、行业、组织跨界跨区融合、协同，形成新的产业关系，意味着产业微观组织基础的重构，包括从市场竞争结构、生产资源配置方式和内容、生产组织形成方式、产业空间布局方式，到企业战略管理、创新创业、生产流程、经营管理、财务核算等都在发生改变。

一是产业融合化。产业从分立、专一走向融合、协同是新时代产业演进的一大趋势。无论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势产业巩固提高，还是在新兴产业培育成长、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过程中，产业融合与协同已经成为必须考量的重大战略要点。

新时代消费者或用户主张主导交换关系，供给端的生产性活动完全受到需求端牵引，由此深刻改变着产业关系和商业逻辑。例如，虽然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由不同的生产性特征所刻画的差异性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但是真正从市场需求端来观察和思考，制造和服务之间的关系就与传统认知截然不同。技术进步导致在相对应的成本控制条件下，制造和服务的不同特征能够以动态的形式得到更大程度的兼容乃至逐渐可以忽略不计。与单一的制造或服务相比，投入同等量的资源在制造－服务一体的情景中能够得到更大的消费者需求满足成果，或者同等价值的消费者需求满足成果在制造－服务一体的情景中只需使用更少的资源投入量。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制造和服务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直至消失。如建立在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之上的柔性制造、精益制造，使个性化定制的成本与大批量生产相差无几，进而推动制造－服务一体的定制服务快速普及，以同等制造资源投入量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实现了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在充分着眼于满足有效需求的个性化定制服务生产性活动中，区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同表现特征已失去意义（罗仲伟，2020）。制造业和服务业回归产业一体的本原乃大势所趋。

需求变化拉动、技术进步推动和组织变革驱动下的产业融合以几乎覆盖全部产业的方式呈现多层次、多维度、多内容的特征。仅从多层次来看，既有一、二、三产间的融合，例如服务型制造就是以二产的制造业为基础融合三产的服务业，再如农机、化肥、检测设备等农资制造企业前向延伸到农作物种植，后向渗透到农作物运储消费等服务场景；又有产业内融合，包括行业间交叉融合，例如化工业与制药业交叉融合、制药业与保健食品业乃至化妆品业交叉融合、传媒业与通信业交叉融合等，以及行业内上下游环节重组融合；也有跨区域产业协同融合，例如长三角半导体产业协同融合、京津冀生命健康产业协同融合等；还有大中小企业产业组织融通融合，包括产业链融通融合、产业平台融通融合、产业集群融通融合等。

二是产业网络化。与产业融合趋势密切相关的产业组织治理方面的重大变革方向是产业网络化。产业网络化是在信息数字技术支持下，产业关联形态从线性的链条式向立体的网络式转变的组织高级化过程，即从产业链向产业网转化。产业网络内同类和不同产业组织以商业信用为基础，以业务合作为导向，以共享技术和市场为目的，依靠产业关联和价格机制形成交错、多维、泛连、稳定的网络结构，不同组织作为网络节点通过密集的网络连线与其他众多组织节点产生产业关联，相互提供各自所拥有的互补性资源、知识和能力。整合了网络内节点组织的资源、知识和能力的产业网络，一方面，通过网络效应、协同效应和共享效应大大提高整个产业及各产业组织的效率，将外部交易成本内部化和最小化，在降低产品和服务单位成本的同时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另一方面，无论是产业网络内的节点组织还是产业网络本身，都能够因此提高柔性和适应性（罗仲伟，2020）。

产业融合背景下诞生的大量互联网平台是产业网络化的一种平台实现方式。这些互联网平台本身并不直接提供面向终端市场的商品和服务，但却利用网络平台如直接网络效应和双侧网络效应等特性形成以信息互通和交易便利为依据的新型竞争协同关系和交易关系，低成本地聚合各类生产资源，进而改变产业链的构成和形态，改变企业间的生产组织方式，并促使企业边界日益模糊化。另外一种产业网络化平台实现方式，则是实体经济中一些企业实施平台化或网络化战略，通过资源、技术和市场的综合化、专业化集聚，形成针对某一产业领域的强大制造支撑平台、工业创新平台、产业服务平台和产业数据资源平台或网络枢纽节点，融通连接众多各类垂直企业，从而凭借新型组织融合方式构建具有共享、共生、共创特点的企业网络组织，形成以资源精准配置和有效组织生产为依据的产业内竞争协同关系和交易关系。

由产业网络重构的工业组织系统，打破了传统组织的线性链式联系，跨企业边界立体组织构架的形成，模糊了地域空间的界限。在产业网络环境下，一方面企业与外部的产业联系从单一的线性关系向立体的网络关系转变，成为多维、泛连、共享的产业网络节点；另一方面，企业内部的组织关系也日益呈现去中心、扁平、简约的特征，组织效率因信息充分及时而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产业集聚化。伴随市场需求分化和产业分工深化，去规模化、分散化、精准化的生产特征日益明显。而围绕特定工业生产制造过程，大量竞争性的上下游企业以及与这些企业产生产业互动关联关系的配套合作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厂商和网络平台等相关机构日趋向特定地域聚集。一方面，由此获得去规模化、分散化、精准化生产条件下的产业链乃至产业网集合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另一方面，有利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自主可控。

首先，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围绕新技术快速渗透、扩散和转换的产业要素，尤其是创新创业要素进一步以多样化、集成化、互促化的方式集聚，持续推动具有强烈指向性的产业活动向特定的空间区域集中，进而产生显著的区域产业促进效果甚至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在增强产业协同和产业融合的都市极化作用的同时提升了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集聚和创新集聚有利于产业各主体间的高密度互动，促进信息分享、知识升级、创新激励和需求扩张。例如，美国继上世纪70年代形成举世瞩目的硅谷IT产业创新要素集聚及产业极化效应之后，进入21世纪后又陆续出现硅巷、硅滩、硅山等特定产业要素及产业发展都市极化现象。

其次，产业开放效应增强。新时代技术进步加速表现为技术手段丰富化、技术运用快捷化、技术成果溢出化、技术效益辐射化。由此推动打破原有产业界限的跨产业活动日益频繁，跨区域产业联系日趋紧密。产业知识、资源、要素、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跨领域流动加速、跨产业共享加强和跨区域整合加深，重构产业联系，深化产业开放式创新，在更大范围大幅提升产业运转效能。因应技术进步而改变产业关联，借助产业网络而以多维、泛连、共享的方式跨领域、跨产业、跨区域和跨场景延伸，精准、精细产业配套的半径大幅度扩展。包括产业布局变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联系深化在内的产业组织治理活动日趋在更大的地理时空中展开。

第三，跨界产业融合和产业协同活动频繁。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改变了产业运行和演化的条件。与产业集聚相关的产业间渗透融合、整合融合和产业内的重组融合、交叉融合，在打破传统产业的知识边界、技术边界、业务边界、市场边界、运作边界的同时，也在打破传统的区域边界。

（二）从工业生态来考察的新特征

构成工业生态的关系涉及政治、法律、市场、社会基础、科技基础、生态环境和国际环境等众多方面。受篇幅限制，这里仅简述值得关注的三方面新特征：新的市场基础、绿色低碳环境和国际产业格局重构。

1．新的市场基础：需求取向的转变和应用场景的突显

与工业经济相比，数智经济具有更为精彩纷呈的需求特征。随着生活方式新知识的加速积累和信息壁垒的弱化，大众的选择更加丰富、多元、分散、涌现和多变。从根本上说，以功能效用消费极大程度满足甚至出现功能过剩为前提，新时代消费市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信息体验消费及其市场特征方面。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性趣偏好之所以日益呈现多样化、高端化、服务化、去规模化趋势，就在于个体的体验消费逐渐从非主流消费形态向主流消费形态转变。受人工智能、网络传播等技术影响的生活自动化、速变化、圈层化趋势，可能使注重情感或情绪体验的融合性、综合性需求变得更为流行。而这类体验、情感消费市场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此外，市场需求纵向升级、消费观念横向拓展，共享消费、协同消费和循环消费等全新消费方式初现端倪。由此带来潜在市场显在化、场景化，体验需求替代功能需求、融合消费替代分离消费、集成服务市场替代单一产品市场。总之，消费者主张主导交换关系的趋势日益增强，个性化的用户体验在市场交易中地位愈发重要，买方市场时代已经到来。由此带来产业关系和商业逻辑发生深刻变化，传统工业经济的分析架构、战略范式和应对策略完全不能适应。

从工业品市场来看，新技术支撑和赋能下的B to B市场应用场景正成为重要的市场交易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应用场景生态，通过应用场景创新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品化，是新时代应对跨越创新陷阱问题的有效措施。

2．绿色低碳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新型工业化确定的“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路子，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的宗旨为指引，新型工业化要上升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高度，以绿色化、低碳化作为工业发展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内容更丰富。

这就要求注重处理好工业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安全节约的工业生产方式和产业体系。在工业各领域广泛采用绿色低碳技术，积极研发绿色低碳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大力推广绿色工厂，建设绿色产业园区，不断提高绿色制造水平，抓紧建立包括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内的工业系统碳交易体系，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循环利用，更加重视员工身心健康和工作安全，探索建立产业与社区、都市和新乡村的新型关系，在工业体系中大力提倡ESG最佳企业实践。此外，以AI为典型的系列使能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对新型工业化中就业的影响也要引起重视。

3．全球产业格局重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主动融入

全球产业格局重构是近年来国际形势演变和科技进步加速的必然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逆全球化”思潮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项主要单边双边多边国际经济贸易协定形成，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推动去全球化和对华“脱钩断链”，加之日新月异的新一代系列使能技术掀起工业革命浪潮，从多个层面影响国际产业格局，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原有秩序日益处于不稳定状态，全球产业格局重构不可避免。尤其是2020年以后，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据报道，因红海船只遇袭事件导致运输路线改变和零部件供应短缺，特斯拉在柏林的超级工厂从1月29日开始中断两周大部分汽车生产工作，以哈战争引致胡塞武装对红海商业航运的威胁，已经导致全球供应链受到重大影响），美国与欧盟鼓吹对华经济关系“去风险”，使全球供应链更加复杂和脆弱，无疑在加快全球产业格局重构的进程。此外，沙特等中东石油国家推动产业转型也值得关注。而海外科技巨头在生成式AI技术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进展与跨国公司的AI布局，必将全面影响全球产业格局重构的方向、方式和内容。

由于美国在对华贸易中采取的一系列干预和打压措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打压遏制，我国新型工业化面临新的国际局势和产业安全风险，面向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海外工业品和服务市场可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或重新布局。由于一些高端工业技术来源存在技术受制约现象，部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会出现较多困难，先进制造业会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从国际产业环境来看，我国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一方面要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大环境，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遏制我国高技术产业和打压我国优秀制造企业的倾向，在科技和产业自立自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自主可控能力，切实保障产业安全。另一方面，要紧密跟踪新一轮AI发展浪潮，始终站在产业演进与变革前沿，深入参与构建由系列使能新技术定义的世界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分工新体系。紧密结合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要求，通过主动融入全球产业格局重构大潮，增强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充实、巩固事实上以我国为中心的全球制造供应链体系。在更加密切的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互动中实现工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三）从工业形态来考察的新特征

在满足特定市场有效需求的本质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意识产生或带来的替代性或延伸性新产品及新服务，在增加市场丰富性和选择性、提高消费者剩余的同时，从多个层面改变了工业生产价值创造过程的基本面貌，也就是说产生了众多新的工业形态。

从替代性产品及服务形成新工业形态来看，典型例子是汽车工业。电动车对燃油车的替代，就使汽车工业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同样是满足人们空间位移需求的运载工具，燃油车无疑是一种机械产品，电动车则被认为是一种电子产品。然而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形态。机械产品复杂、精密而稳定，对硬制造能力有高要求，倾向于功能的完备，产品迭代相对慢且有较大难度，需求端更易于受到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备的困扰。电子产品通常由软件予以定义，相对简单且容易持续升级换代，对软制造能力有高要求，倾向于体验的达成，产品迭代较快且相对容易，尤其是软件的迭代可能使新旧产品间产生截然不同的功能改善和体验感受。另外，这样的产品替代还产生了新的业态。作为电子产品的电动车可以在大型商场中售卖，传统的4S店面临灭顶之灾。

从延伸性产品及服务来看，典型例子是服务型制造。作为一种新的工业形态，服务型制造以跨领域、跨产业、跨产品和跨场景的方式，从制造侧发力响应市场需求，打破传统制造思维和教条，将制造过程和产品业务嵌入到、延伸到更为广阔的供给场景之中，创造能动员、融合更多生产要素、在经济性约束下形成更高质量的供给能力。服务型制造的低端形态是制造＋服务的突破性平面叠加，着眼于丰富产业表现形态的价值创造和价值转化；高端形态是制造与服务的全方位立体融通，立足于开创重塑产业组织关系和商业模式的全新产业格局。

另外，从区域空间视角考察工业形态新特征，新型都市工业似乎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出某种吐故纳新的产业演进方式，趋势性地预示着一种体现新时代产城人有机融合的新产业形态。首先，依托数字、智能和网络技术的新型工业日益知识密集、技术集约、智慧运转，形成泛在连接、全局协同、智能决策的新型制造体系，进而向精密、轻巧、小型、分散和多元方向发展。从生产要素层面看，新型工业更加依赖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更加重视信息和数据，对土地的需求和对物理空间的依赖程度呈指数级降低。从生产装备层面看，材料的革新、工艺的改善，以及智能化、数字化、低能耗使机器设备日趋精巧、轻量化，装备功能重量密度增加，对场地空间、建筑强度和抗震减噪要求降低，“工业上楼”“垂直制造”成为现实，工业空间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改善。其次，以软件替代硬件定义的工业形态，其典型特征是虚拟时空中的快速迭代、频繁升级和形态重构，对物流运输的要求也急剧下降。再次，在绿色技术和低碳技术系统改造下的新型工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幅度减少，对制造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第四，技术进步对产品复杂度的削弱和对制造工艺流程的简化，都有助于企业显著削减配套供应商和缩短供应链地理距离，短链、精链在提高企业产品流效率和资金链效率的同时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升了安全水平。第五，围绕创新驱动向中高端产业攀升的工业形态需要更加集聚的跨区域创新要素，产业资源的匹配和工业集群的集聚，其逻辑发生变化，表现为根据数字、智能、网络和绿色技术等新型基础设施密度和集中的高效综合服务水平，而不是单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由此看来，展现新产业形态的新型都市工业需要纳入新型工业化的范畴。

站在时代转折的新起点上，以重新认识新时代工业地位、概括工业特征为前提，充分注意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战略性转变，汲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避免落入认知陷阱、重走实践弯路，为人类提供新时代与西方不同的工业化实践，探索符合时代产业演进和变革趋势的工业发展规律，是我国作为制造大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

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与时俱进的新型工业化内涵，需要系统跟踪世界科技发展进程，高度关注国际局势及全球产业格局变化，紧密结合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和目标任务，从新时期工业范式、工业生态和工业形态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揭示、提炼我国工业发展进程中具有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环境条件变化。以此才能提升新型工业化的战略高度、丰富新型工业化的内容体系，为新发展阶段确定新型工业化的重点任务和实践路径，以及出台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策措施提供坚实依据。